十里与千里

麦千丘

十月，几十位老同学在成都聚会，不亦乐乎！陪外地同学游览蓉城的一些新老景点，途 中，一个本地的同学触景生情，念起陆游的梅花绝句：“当年走马锦城西，为赏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随即说道：“‘二十里’原本应为‘二三里’，青羊宫到浣花溪实际上只有这么远，诗传抄至今，路程竟然延长了十倍，搞错了。”这位同学讲得有理，青羊宫到浣花溪确实不过二三里，怎么说也不会有二十里之遥。难道当真放翁写的是“二三里”，后来被人改成“二十里”了吗？我想了想，觉得“二十里中香不断”应是陆游的原句，他在诗中将实际距离放大十倍，当是有意为之。诗人作诗，都追求意境之美。试想，如果梅树花开只在二三里之内，不是太局促了吗？那“香”虽然“不断”，却也太“短”了些。古时文人雅士骑马出游，大约类似于今天的高富帅驾豪车兜风，二三里路实在不够潇洒走一回的。所以，我觉得陆放翁是故意这样写的，给当时没有去过青羊宫和浣花溪的人，描绘了一幅叫人心旷神怡的画面。诗人的“误笔”，其实也是一种技巧。

对这首诗的讨论，又让我联想起对另一首古诗里的“里程”的考据。《千家诗》里有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《江南春》：“十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可到了中学的语文课本里，“十里莺啼绿映红”却变成了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，“里程”一下子放大了一百倍。记得多年前，儿子上中学的时候，曾拿他学的“千里”来纠正我读的“十里”。那么杜牧的原诗到底写的是“十里”还是“千里”呢？认为应该是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的人依据的是诗的后两句：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“南朝”指的是整个江南地区，“四百八十”是虚数，言江南庙宇之多，香火之盛。这么浩渺宏大的画面，区区“十里”如何匹配得了呢？鸟语花香，千里不绝，方能描绘整个江南的春光。我却认为，这种认识存在很大的失误。

身居江宁的王安石有名句云：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而李白有“洛阳三月飞胡沙”之句，可见在相隔不到千里的江南与中原，春天的景色有很大差异。单就江南地区而言，也不可能出现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的景象。从长江到我国亚热带的南界南岭，相差大约五个纬度，花鸟鱼虫等物候相差可达几十天。物候不但有南北差异，也有东西差异（受离海远近的影响），清初刘献廷著《广阳杂记》中说：“长沙府二月初间已桃李盛开，绿杨如线，较吴下（即苏州）气候约早三四十天。”如此，“柳绿花红”、“莺歌燕舞”的时间，各地有早有迟，无论从南北看还是从东西看，江南地区都不可能是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。花鸟不是寺庙，几十年几百年呆在那里，到哪儿都是那样固定的格局。读过竺可桢、宛敏渭二先生所著《物候学》，我便有了这样的看法：在“十”字头上加一撇，改为“千”字，应该是后世某个自以为是的文人所为。

杜牧写“十里”的春天美景，是他身临其境的真实经历与感受，很自然。听闻鸟语花香，漫步走向江边酒楼（“水村山郭酒旗风”），畅饮之际，在酒楼上向南方极目远望，那无数寺庙楼台在烟雨中若隐若现的远景，恰与身下“十里莺啼绿映红”的近景形成鲜明的对照，层次分明，气象万千。倘若他老人家突然发现那远景变成了“千里莺啼绿映红”，会大吃一惊的。